美食
擂沙圆是乔家栅的镇店之宝。一个糯米圆子，里面包豆沙或黑洋酥，煮熟之后捞出来，在黄豆粉里滚一圈——黄豆粉是炒熟的黄豆磨的，加了绵白糖，黄灿灿的。吃起来外皮是干爽的豆粉，有点沙沙的颗粒感，里面是软糯的糯米皮和最里面的甜馅。一口下去，三种口感叠在一起。
“擂沙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。“擂”是研磨的意思，黄豆粉以前是用石臼“擂”出来的。圆子在粉里一滚，像打滚一样，所以也叫“擂沙圆”。乔家栅的擂沙圆用的是黑洋酥馅，芝麻猪油的，黄豆粉里还加了点桂花糖。吃起来先是豆香扑鼻，接着糯米的软糯，最后黑洋酥在嘴里化开。老上海人吃擂沙圆要配一碗淡茶，因为黄豆粉容易噎着。
我第一次吃擂沙圆是小学春游去乔家栅。老师每人发一个，我舍不得吃，攥在手里，豆粉沾了一手。后来咬了一口，觉得怎么这么好吃——外皮粗糙，内心甜蜜，像极了我对上海点心的全部想象。前阵子带女儿去豫园的乔家栅，她问我为什么叫“擂沙”，我说你吃完了在地上打个滚就明白了。她真的打了个滚，旁边老太太笑得直拍手。
高桥松饼不是酥饼，也不是月饼，它介于两者之间。产自浦东高桥镇，外表像一块圆圆的小酥饼，皮一层一层薄得像纸，咬下去“簌簌”地往下掉渣。馅分甜咸两种：甜的是豆沙或者枣泥，咸的是鲜肉。最传统的是豆沙松饼，豆沙是自己熬的，不加油，干干的、沙沙的，配上酥皮，一点都不腻。
高桥松饼的厉害之处在于“松”。皮要叠出十几层，每层之间不粘不连，靠的是师傅揉面、起酥的功夫。猪油和面粉的比例、折叠的次数、烤的温度，差一点都不行。高桥镇上原来有很多松饼作坊，最有名的是“周正记”和“高桥食品厂”。我小时候外公去高桥走亲戚，总要带两盒回来，用油纸包着，麻绳一捆。我迫不及待打开，饼已经碎了好几块，我就捡碎屑吃，吃得满身是渣，被我妈骂。
现在高桥松饼在市区不太常见了，得专门跑到高桥镇去买。前两年我开车四十多分钟去了一趟，找到一家老店，老板娘说她是第三代传人，配方没变，就是猪油没以前香了——“现在的猪不肥”。我买了一盒豆沙的，在车上就吃了两个。皮确实松，一碰就碎，豆沙不是很甜，有股赤豆本身的香气。我边吃边想，这种点心在上海这么多花哨的糕点里显得很老实，不争不抢，但吃过的人都会记得。
五香豆是上海最“磨牙”的特产。一小袋干蚕豆，外壳泛白，咬开里面是黄澄澄的豆瓣，咸中带甜，五香味足。但你别想大口吃——硬得很，得一颗一颗慢慢嚼，越嚼越香，像嗑瓜子一样上瘾。
老城隍庙的五香豆最有名，用的是浙江余姚的蚕豆，颗粒大而均匀。做法是先泡后煮，加盐、糖、桂皮、茴香、甘草等调料，煮到入味再烘干。传统做法要烘两遍，第一遍烘干表面，第二遍低温慢烘，让水分一点点蒸发，豆子才会又硬又酥。正宗的五香豆咬开是酥的，不是硬到硌牙那种。外层有一层白色的盐霜，那是煮的时候盐分析出来的，吃的时候先舔一下，咸滋滋的。
小时候我爸看戏法（魔术表演）的时候总买一包五香豆，一边看一边嚼。戏法演完了，豆子也吃完了，地上落一层豆壳。那时候五香豆是用牛皮纸袋装的，上面印着城隍庙的牌楼。现在包装变成塑料袋了，味道也不如从前——很多厂家为了省事，用机器快速烘干，豆子硬得像石子，咬一口差点崩了牙。但每次路过城隍庙，我还是会买一小包，不为好吃，就为那个“嘎嘣嘎嘣”的声音。有次带孩子吃，他咬了一口就吐出来：“什么破豆子，这么硬！”我笑了，心想这就是代沟吧。我们小时候没什么零食，一颗五香豆能在嘴里含半天，现在的孩子哪里懂那种慢慢磨的乐趣。
梨膏糖不是零食，是药。老上海人喉咙不舒服、咳嗽痰多的时候，不去医院，先含一块梨膏糖。它用梨汁、白糖、川贝、茯苓、杏仁等十几味中药熬成，熬到浓稠后倒进模具，冷却后切成小方块。颜色深褐近黑，硬得像石头，含在嘴里慢慢化开，又甜又苦，带着清凉的薄荷味和药香。
上海梨膏糖最有名的是“老城隍庙梨膏糖”，清朝就有了。那时候城隍庙香火旺，庙前摊贩云集，有个姓朱的郎中把止咳化痰的方子做成糖，既治病又好入口，一下子火了。后来发展出好几个口味：有加薄荷的，有加胖大海的，还有加姜汁的。最传统的是一种叫“苦味梨膏糖”，苦得你皱眉，但老人说“越苦越有效”。小时候我外婆逼我含这个，我每次都偷偷吐掉。现在想想，那苦味后面其实有一股清甜的梨香。
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吃梨膏糖了，咳嗽了直接喝糖浆。但老城隍庙那家店还在，玻璃柜里摆着各种梨膏糖，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。游客买来当伴手礼，很少有人真的拿来治病。前年我感冒后咳了一个月，朋友给我寄了一盒传统梨膏糖。我半信半疑地含了几天，居然真的不咳了。不知道是药效还是心理作用。含着那块黑乎乎的糖，甜味和苦味一起化开，我想起外婆说的话：“吃得苦中苦，喉咙就舒服。”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人生哲理。
桂花糖藕是上海人秋天的心头好。秋天的莲藕最肥，糯米新上市，桂花开了满城香。把藕洗干净，切开一头，往藕孔里塞糯米——这是个耐心活，拿筷子一点一点往里捅，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。塞好盖上切下来的那头，用牙签固定，放进锅里加红糖、冰糖、红枣，慢火煨三四个小时。等藕变成紫红色，汤汁收浓，取出来切片，浇上稠稠的糖汁，撒一把干桂花。
做好的糖藕片片有孔，每个孔里糯米胀得饱饱的，晶莹剔透。咬一口，藕是脆糯的，拉出长长的丝；糯米是粘软的，吸饱了糖汁的甜；桂花的香味在舌尖上绕来绕去。冷吃热吃都行，我喜欢放凉了吃，像甜品一样。老上海人家里都会做，但每家的味道不一样——有的偏甜，有的多加红枣，有的放一点点盐提味。
我吃过最好吃的桂花糖藕是在城隍庙旁边一个小弄堂里，一个宁波阿婆做的。她不用红糖，说红糖颜色太深，用冰糖和黄片糖，煮出来的藕颜色是淡琥珀色的，透亮。她还放一小块陈皮，解腻提香。那年秋天我路过，买了一盒，坐在九曲桥边吃。旁边有游客在拍照，问我吃的是什么，我说“上海的秋天”。人家以为我文艺病犯了，其实我是认真的——桂花的香、糖藕的甜、莲藕的脆，还有傍晚的风，加起来就是上海的秋天。阿婆后来搬走了，我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。偶尔在饭店里点到桂花糖藕，样子漂亮，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——大概是缺了那股子弄堂里的烟火气。
双酿团是上海糕团里最“有心机”的一种。它看起来就是个白胖的糯米团子，但咬开之后会发现两层馅——一层芝麻，一层豆沙。上海话里“酿”就是馅料的意思，“双酿”就是两种馅。糯米皮先裹一层豆沙，卷起来，再在外层裹一层芝麻粉，最后搓成团。也有做法是豆沙在里面，芝麻在外面，或者反过来。咬一口，先吃到芝麻的香和粗粝的颗粒感，再吃到豆沙的细腻甜润，两种甜味不打架，反而一个托着另一个。
沈大成、乔家栅这些老字号都有卖双酿团，但我最喜欢的是南京路上“真老大房”的。他们家的糯米皮蒸得软糯不粘牙，放凉了也不会硬。豆沙是自己熬的，带一点红豆皮，不是那种工厂做的顺滑到假的豆沙。芝麻粉里加了白糖和一点点猪油，香得不得了。买一个用油纸托着，边走边吃，糯米皮在嘴里拉出丝来。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吃会觉得“怎么里面还有一层”，那种小惊喜特别有意思。
我以前单位楼下有个老奶奶自己做了卖，装在竹篮里，盖一块湿纱布。她的双酿团特别大，一个顶沈大成两个。她说糯米要用新米，陈米不行；豆沙要熬三小时，熬到起沙；芝麻要现磨，磨完马上用，不然走油。她每天只做二十个，十点就卖完。有一次我十点半去，她翻开纱布看了看，说“还有一个，压扁了，你拿去吃，不要钱”。那个压扁的双酿团虽然形状难看，但味道一点没差。后来她不做了，我路过那个路口还会习惯性地往墙根看一眼。
油墩子是我小时候放学路上的“硬通货”。那时候校门口总有辆小推车，一口油锅架在煤炉上，旁边放一桶萝卜丝面糊。老阿姨用长柄铁勺舀一勺面糊打底，塞进满满的萝卜丝，再盖一层面糊，伸进油锅。刺啦刺啦的声音一响，香味就飘出去了。等油墩子浮起来，表面炸成金黄色，用铁夹子夹出来晾在铁架上。五分钱一个，后来涨到一块、两块。
油墩子要趁热吃，凉了就塌了。咬开酥脆的外壳，里面的萝卜丝又烫又鲜，带着一点胡椒的辣味和葱花的香。萝卜丝是用盐腌过去掉涩水的，挤得干干的，这样炸出来才脆。有的摊会加一点虾皮或者小开洋，那就算是豪华版了。我特别爱看老阿姨炸油墩子的动作——舀面糊、塞萝卜丝、再盖面糊，行云流水，铁勺在油锅里转两圈，油墩子就自己脱落了。有时候她看我眼巴巴等着，会多炸半分钟，让外壳更脆一点，然后说“小囡当心烫”。
现在上海街头的油墩子摊越来越少了。城管管得严，加上年轻人嫌利润低、又累又脏，做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阿姨。豫园那边有卖的，但五块钱一个，个头只有以前的一半，萝卜丝也不够多，吃起来像面疙瘩。前两年我在杨浦一个菜场门口碰到一个摊，阿姨七十多岁了，说再做两年就不做了。我问她手艺传给谁，她摇摇头：“儿子大学生，谁要学这个。”我买了两个，站在路边吃完，外壳碎了一手，萝卜丝烫得我直吸溜。那个味道，怎么说呢，像把整个九十年代的上海咬了一口。
阳春面大概是世界上最“穷”的面了。一碗光面，没有浇头，没有肉，连配菜都只有几粒葱花。可上海人偏偏把它吃出了讲究，吃出了体面。名字取得好——“阳春”，白雪阳春，高雅的来，其实最早就是“光面”的雅称。旧社会里一碗面卖十文钱，有人嫌“光面”难听，借了“阳春十月”的说法，叫成阳春面。
阳春面的灵魂在汤底和猪油。面是细面，煮到断生立刻捞起，过一下凉水再回锅烫一下，这样面条爽滑不糊。汤是用鸡骨架、猪骨、鳝鱼骨吊的清汤，不加酱油，只加盐和一点点糖提鲜。碗底先放一勺猪油、一勺生抽、几滴老抽上色、一小撮白胡椒粉，冲入滚烫的清汤，酱油和猪油在汤里化开，泛起一层琥珀色的油花。再把面条整整齐齐地码进去，像一把梳子。最后撒一把青蒜叶或者小葱花。吃的时候要趁热，不能搅得太乱，夹一筷子面带着汤，入口是猪油的醇厚和酱油的咸香，面滑溜溜地滑进喉咙，汤喝到最后碗底不留渣。
我外公生前每天早上都要去弄堂口的面摊吃一碗阳春面。他说阳春面最考验师傅的本事——没有浇头遮丑，汤好不好、面硬不硬、猪油新不新，一口就知道。那家面摊的老板是个哑巴，用竹签子记账，外公吃了二十年。老板去世后，外公就不再吃了，说“别人的面不是那个味道”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阳春面吃的不光是面，是几十年不变的默契。现在很多本帮面馆把阳春面当配角卖，八块钱一碗，但认真做的不多了。前阵子我在一家老店吃到一碗，猪油是现熬的，汤底清澈见底，喝完嘴里不发干。我问老板有什么秘诀，他说：“没秘诀，就是骨头多熬两小时，猪油别用冻的。”这话听着简单，能做到的没几家。
开洋葱油面是上海本帮面里最“清高”的一种。没有汤，是拌面；没有大肉，只有几粒开洋和一把葱。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能让老上海吃出眼泪来。
开洋就是海米，用黄酒泡软，切碎。葱要用小香葱，切成寸段，在猪油里慢慢炸到焦黑——葱炸焦了才有那股特殊的香味，上海话叫“葱油香”。炸好的葱油加上酱油、糖、一点点高汤熬成酱汁，拌进刚煮好的细面里，最后撒上开洋和新鲜的葱花。面条被葱油裹着，黑亮黑亮的，每一根都挂着酱。开洋的咸鲜和葱油的焦香混在一起，猪油的香味打底，吃完碗底没有多余的油，干干净净。
老上海做葱油面讲究“三油”——猪油、葱油、麻油，按比例兑。现在很多面馆偷懒用色拉油，味道差远了。我常去的一家在顺昌路，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炸葱油。他说葱不能炸过头，要焦而不苦；开洋要用舟山的，泡黄酒不能泡太久，泡软了就没嚼劲。他的面卖十二块钱一碗，每天只做五十碗，中午前就卖完。有一次我十一点半去，他说没了，我求他再做一碗，他瞪我一眼：“侬当我是食堂啊？”后来看我站了半天，从锅里捞了剩下的几根面，加了一勺油，端给我说“吃吧，不收钱”。那碗面只有平时一半的量，但我吃得比什么都香。
排骨年糕是上海最“粗暴”也最温柔的小吃。两大块炸猪排，配上几片软糯的年糕，浇一勺深色的辣酱油或者甜面酱。猪排外酥里嫩，年糕吸饱了酱汁，咬下去先是脆，再是糯，最后是酱的甜咸在嘴里打架。
“鲜得来”是排骨年糕的老字号，西藏南路那家总店几十年前就排长队。师傅把带骨大排拍松，裹上蛋液和面包糠，下油锅炸到金黄。年糕是宁波水磨年糕，切片后先用排骨汤煮软，再下锅稍微煎一下，最后浇上自制的“辣酱油”——其实是英国伍斯特酱的上海版，酸甜微辣。一口排骨一口年糕，再来一碗油豆腐粉丝汤，是很多上海人放学或下班后的“最高享受”。
我小时候最爱看师傅炸排骨。大排下锅，油花翻滚，等浮上来的时候已经金灿灿的。师傅用大剪刀“咔嚓咔嚓”把排骨剪成几块，码在年糕旁边，动作干脆得像表演。那时候一份才几块钱，现在鲜得来一份要二十多，味道倒没怎么变，只是排骨薄了一点。前阵子带我儿子去吃，他问我“为什么年糕比排骨好吃”，我说你懂什么，排骨是面子，年糕是里子，上海人过日子，面子要酥，里子要软。他当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这是老底子的话。